我國擔保品服務信托業務的前期探索

早在民國時期，隨著信托學說的推廣，袁愈儉、程聯等人相繼出版了信托有關的專著。孔滌庵在《信托業》（1933年出版）一書中已設置“有價證券信托業務”章節，其中有專門一段說明有擔保公司債信托業務及介紹當時境外的相關經驗，“在英美各國，往往指定信托公司為受托人，俾介于債權人（即應募公司債之總債權者）與債務人（即發行公司債之公司）之間，而訂立信托契約，為擔保權之名義人，亦以為總債權者之代表人，如此則一旦發生事故，可實行其擔保權以為必要之處置，總括債權者自可安心無虞矣。”

現代債務業務中，擔保品服務信托業務已有多次討論研究。如，2007年發布的《公司債券發行試點辦法（征求意見稿）》要求發行公司債應當為債券持有人聘請債券受托管理人，債券受托管理人由保薦人或者其他經證監會認可的機構擔任，曾引發信托業的討論；2022年5月交易商協會推出資產擔保債務融資工具（CB）創新試點，明確提出可引入信托計劃等破產隔離載體的結構化模式，令市場再一次關注債券擔保品服務信托業務；此外，借鑒境外經驗和境內債券相關實踐，2014年信托業內人士曾提出信托融資業務轉換為附信托（私募）企業債構想，信托公司的角色為財務顧問、承銷商和信托受托人，其中受托人角色之一是接受債券發行人的委托，就特定財產設定擔保權為企業債實施擔保，以擔保權為信托財產，以企業債持有人為受益人。

信托行業擔保品服務信托的實踐探索

信托業務三分類制度實施之前，信托公司開展的附擔保物權委托貸款業務、“雙SPV”CMBS等業務中已經出現擔保品服務信托的雛形，且信托公司在其中提供了相關的風險管理、執行監督等服務。總的來看，擔保品服務信托可以嵌入借貸、買賣等構成擔保交易的各類場景中發揮作用，業務模式具有想象空間。作為重要的轉型方向之一，信托行業加大探索力度，近期多家信托公司落地了首單擔保品服務信托。

據不完全統計，信托業務三分類實施以來，已落地擔保品服務信托項目數量達到六十單左右，業務模式主要覆蓋擔保權信托模式、擔保物信托模式等。具體來看，在已落地擔保權信托模式案例中，委托人將其合法持有的保理債權交付給信托公司設立“擔保品服務信托”，信托作為受托人，配合委托人辦理擔保物抵質押登記，并提供接受債務人歸還本金、支付利息、定期分配信托利益及信息披露等服務；在已落地擔保物模式信托模式案例中，委托人根據《經營收入轉讓協議》和所列示資產在特定期間內的現金流作為信托財產，設立擔保品服務信托，并對該資產擔保債務融資（CB）的持有人提供擔保，CB持有人為受益人，信托作受托人和債權代理人，參與資產擔保債務融資（CB）工具的發行。此外，也有信托公司還與其他金融機構合作，以科技型企業客戶作為委托人設立擔保品服務信托，助力中小企業提高融資效率、擴大融資規模等。

建議當前重點把握三類機遇

一是通過擔保品服務信托擔任銀團貸款中的代理行或擔保代理行。近期金融監管總局制定并發布《銀團貸款業務管理辦法》，其中針對當前銀團貸款代理行設置混亂、貸款各自代理、多家轉存等亂象，不但要求銀團貸款應當設置統一的代理行，還允許結構復雜的銀團貸款，可以針對不同事務設置結算代理行、擔保代理行、文件代理行等以開展相應的貸款管理工作，為擔保品服務信托業務帶來了較大拓展空間。根據業務經驗，近年來我國境內銀團貸款借款人行業分布中，占比最高的是金融行業，其中金融行業中房地產占比較高，與信托公司傳統業務領域存在較大契合性，有利于擔保品服務信托的拓展。因此，建議信托公司抓住《銀團貸款業務管理辦法》發布的契機，以擔保品服務信托的形式擔任銀團貸款中的代理行或擔保代理行角色，參與銀團貸款中的擔保物管理、賬戶管理等。

二是通過擔保品服務信托緩解商業銀行抵債資產處置壓力。目前監管方面對商業銀行處置抵債資產的時限和方式均有要求。根據《商業銀行法》和財政部《銀行抵債資產管理辦法》的規定，因行使抵押權、質權而取得的不動產或者股權，應當自取得之日起2年內予以處分，除股權外的其他權利應在其有效期內盡快處置，最長不得超過自取得日起的2年，動產應自取得日起1年內予以處置，且抵債資產原則上應采用公開拍賣方式進行處置。但當前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壓力較大，且受市場不活躍和資產價格下行的影響，不良資產處置難度有所加大，這也影響了商業銀行通過以物抵債開展資產清收進而處置化解風險的進度。因此，建議信托公司積極拓展商業銀行相關合作，由商業銀行作為委托人和受益人，以債權和擔保物權作為信托財產與信托公司合作設立信托，由信托公司協助開展后續以物抵債和多方式處置盤活抵債資產，有效緩解處置時限和處置方式壓力。

三是通過開展與新類型擔保相結合的擔保品服務信托業務助力中小企業融資。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市場涌現出一些新類型擔保，例如以商鋪租賃權、高速公路收費權等各種權利作為客體設定的擔保。從實務來看，金融監管部門對新類型擔保在政策上保持相對開放和支持的態度，《九民紀要》也明確指出，“要充分發揮擔保對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積極作用，不輕易否定新類型擔保、非典型擔保的合同效力及擔保功能”，均對新類型擔保的法律效力予以了支持。此外，《擔保制度解釋》和《九民紀要》也均對讓與擔保等非典型擔保予以了肯定，為信托公司開展以新類型擔保物為信托財產的擔保品服務信托業務提供了制度保障。與《民法典》規定的典型擔保相比，擔保品服務信托不但對各類財產及財產權利保持開放，擴大了擔保物的范圍，同時，與債權代理人模式相比，擔保品服務信托中的擔保物信托模式通過將擔保物客觀上轉移給信托公司，形成了讓與擔保，為債權人提供了更有力的風控抓手，激勵和推動金融機構加強對中小企業的融資支持，為推動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提供了新的解決思路。因此，建議信托公司發揮比較優勢，探索開展與新類型擔保相結合的擔保品服務信托業務。